在德国，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急诊室，也是第一次夜晚在医院度过。
事情的经过要从头一天的晚上说起。
下了班，我在家旁边的抱石馆运动。场馆里脚臭味弥漫，白色的镁粉飞来飞去。场馆内人员拥挤，占满了通道。我往里走，找到了一片空地。眼前的墙向外倾斜，上面没什么人。我勉强爬了两三米，吊挂在上面没了力气，只好松开手。我没有经验，屁股先摔到了地上，而因为身体反应不及时，仍保持直立，最后腰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。
那一瞬间，世界暂停了。等身体恢复了知觉，腰部疼痛到无法呼吸。此刻想起，手里还会紧张到冒汗。我像只蠕虫在地垫上翻滚，耳朵里听到夹杂着德文和英文的关切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嘴里呢喃着说着还好还好。但其实并不好，我只不过想避免引人注目，节省出认知资源专心恢复。
躺了一会儿，等身体恢复了，能起身走动，我拖着残破的身子回了家。忍痛洗漱完，躺在床上就掏出手机查各种信息。夜晚伤痛来得急，骨科专科是约不到了，于是赶忙约了个全科诊所，打算第二天一早就去查查。放下手机，关了灯，背脊传来阵痛，脑子充斥着杂乱的忧虑。我无法入睡，又打开了手机，歇斯底里地钻进了恶性循环，直到凌晨才昏昏沉沉的睡去。
第二天清晨，我先是去了全科诊所。大夫听了我的经历，简短地查看了状况，直接给了我两个选择，要么吃止疼药回去理疗，要么去急诊进一步检查。我不假思索的选择了后者。握着大夫给的转诊单，我径直坐车来到了家附近的大医院。
兴许是因为上午，医院楼里人不多。一进来就能闻到独属于医院的味道，气氛因此变得大为不同。我顺着指示牌，找到了急诊室入口。那是一扇宽大的磨砂玻璃门，从外面完全看不到里面，大致只有些人影在隐约闪烁。我按了门铃，没怎么等待就开了。急诊室的人同样不多，医护人员看着也很松弛。他们查看了我的转诊单，让我在其中一个房间等待。而后来了一位看着像是印度裔的大夫进来给我诊断。她详细记录了我的状况，并指示我先去拍个 X 光片。
放射科是单独的机构，接受外面的预约同时也和医院合作，后者优先级更高。X 光片的等候室在一个玻璃走廊上，外面是一条长长的甬道，尽头停着急救车。我心想，大概有不少生命垂危的人曾在这里穿梭。
拍过 X 光片，本以为很快看到结果，但他们让我在大厅中等待。大厅中心很空旷，不锈钢椅子靠着周围墙壁。不少老人坐在那里，鲜有年轻人，这让我觉得自己很特殊。大厅周围连接了电梯，还有不少门。时不常有医生和护士出现在大厅，把病患推进急诊室。急诊室的磨砂玻璃门打开瞬间，我朝里面偷偷望去，见有不少病床，还有来回走动的医生。脑子里便生出了很多糟糕的幻想，也许都是从影视剧里看到的。那一刻，我切身体体会到了急诊科医生的辛苦。
大概是忙得差不多了，我被叫了进去。急诊室里喧闹不少，有急救的人，也有被急救的人，乱哄哄的挤在走廊上。除了刚才的女医生，还多了另外一个男医生，我们一起站在急诊走廊的电脑前。他指着我的腰骨片子说：这里有阴影，可能是骨折，需要进一步查 MRI，现在有两个选项，要么自己预约拍片，要么在医院住一晚检查。我不假思索的说了后者，但其实我并没过脑子，以至于纠结是在决定后出现的，但后悔也毫无意义，因此我不得不顺势而为。
我坐到一旁，女医生熟练地给我打了滞留针。瞬时，全徳预演警报响了起来。尖锐的滴答声，从每个人的手机中传出来，回荡在急诊室里。我忽然觉得，警报声和急诊室非常合拍，像某种舞台上的交响，一种特殊的背景旋律，把人们心中的匆忙和疼痛全部描摹了出来。急诊室变得更紧急了。
接过单据，出了急诊室，我上楼找到了住院区。前台的护士问我需要什么，我说要住院，并递上了单据。她愣了愣，旁边凑上来了同事，问我，你医生呢？我说她在忙，让我自己一上来。「哪里有让病人自己一个人上来的？」她们最后这句回复，让我印象深刻。
电话沟通后，护士将我引向 28 号病房。
房间内有四张大床，两个老人正卧床休息。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。来自缅甸的护士给我事无巨细地介绍设施。床边有床头柜，旁边矗立着两个支架，一个用来吊点滴，另一个上面挂着仿佛来自上世纪的粗糙平板荧幕，上面有帮助按钮。我脱了鞋，把空空如也的袋子挂在一旁。身子平躺在床，眼睛盯着天花板，新鲜和恍惚。
我知道我有很多时间，却不知能做什么。我无意识间弯曲手臂，滞留的针头搅动着肌肉，无时无刻提醒我在病床上。我刷手机，然后平躺发呆，如此往复下去。
护士每次进来，都会是情绪饱满地询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。我问她之后的安排，说有检测可能在明天，听消息就是。到了下午，我才稍感饥饿，餐盘上摆着水煮的西兰花，一些短粗的意面，以及牛肉粒与汤汁。我想到了大学的食堂，那里和这里差不多，总是吃的很凑活，咽下粗糙的食物，全靠能量饮料润滑。看在它们是食物，仍能填饱肚子，我没有抱怨。
医院离家步行只需几分钟。我穿上外套，盖上针头，假借散步的名义回了趟家，拿了充电器和简单的洗漱用品，回去又继续躺在床上。又过了不知几小时，我以为检查会拖到明天，但护士通知说可以拍 MRI 的片子了，于是倍感惊喜，匆忙穿上外套下了楼，等待拍片。
有人说进入核磁共振机，会激发幽闭恐惧。网上评论传来传去，有些人抗拒机器，把它说的和拔牙或做大手术似的。我觉得他们在胡扯，躺在机器上，闭上眼睛，戴上耳机，感受机器把我慢慢推入，感觉天逐渐变暗了。我因为不能动，听觉和触觉变得异常发达。机器的轰鸣声极其有节奏感，听着像 techno。脑子随着节奏，不受控制地飘荡，想到了热情的护士们：西班牙口音的护士，也许是个头头，各项事情安排的井井有条；缅甸护士，竟然能够说中文，她说自己在餐馆里从云南的老板那里学到的。她语气有能量又温柔，动作也及其麻利迅速，很厉害。
没过十几分钟检查完，我回到病床，看到晚餐很简陋：面包片，猪肉片，酸黄瓜，黄油。不过让我意外的是，原来晚上即使吃这么少，也有足够的饱腹感。兴许是我只是躺在床上太久，没有任何消耗，但也足以让我反思晚餐是否有必要如此豪华，或说只是单纯的习惯或仪式罢了。
窗外渐暗，白天值班的护士和我们道别，又迎来了一批值夜班。有两位比我还小的年轻人，看着还在实习，说要给我打抗血凝针。听到要打针我慌了神，想要推脱。他们同我耐心解释，说是医生授意，一定要打。我知道自己拗不过他们，因此就认怂了。年龄更小的男生显然将我作为实验的对象，在我肚子上扎针，手法算不上利索，但万幸没引起我更大的疼痛。
仿佛两个世界，病房的夜晚极其特殊，与平常的大不相同。我本以为夜晚的休息是对病人最好的疗愈，但其实却是痛苦的开端。
我手表没了电，也就没太在意时间，用余光瞟到外面的天已经黑了。病房里的没有全黑，几盏小射灯仍能照出轮廓。除了我以外，还有两个老头，一个在侧边，一个在斜对面。他们都病的很重，似乎刚经历过巨大的手术，躺在那里蔫蔫的，也几乎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活动。止疼泵同他们的身体相连，各种检测仪器以错落的频率闪烁出不同颜色的光芒，同时发出富有节律的滴滴声。每过一段时间，不知什么地方的机器还会响起低沉的轰鸣声。
我恍惚的半醒半睡，觉得窗外有人在放烟花，于是朝着小窗外望去。墙壁遮挡了视线，我只看到窗边的一侧有些色彩缤纷的倒影，同时也听到了轰鸣声。想到了句歌词，「看著窗外的光，分不清是路燈還是太陽」。我好奇，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？城市中在庆祝什么？我们身处在另外一个世界空间动弹不得，仅能靠微弱的感官，去感受那个世界发生的事情。这个世界不会发生人类的共有。想到这些，我感觉到一丝落寞，于是挪了挪身子，尝试继续入睡。
也许是夜晚太安静了，人的感官会被过度放大，因此痛苦也会。约莫过了零点，耳边传来了他们沉重的呻吟声。起初我并没有太过在意，想着有止疼泵的情况下，应该能帮助到他们，但随着操作止疼泵的咔哒声频繁响起，呻吟声反而变得越来越大，最后成了嘶吼。还能隐约识别到一些脏话，但词汇因为嘶吼的关系变得异常模糊。斜对面的老人叫的最为凄厉，持续的发声使他的嗓子嘶哑，即便如此，声音还在不断的持续。凌晨，护士曾来帮助过他一次，但也许是夜太深，他的痛苦并没因此而缓解。叫着叫着，直到后半夜，他失去了所有的力气，只能发出轻微的哼唧。病房再次沉寂下来，只留下机器在运作，我也能得以在恍惚中睡去。
这样度过了一个相当难熬的夜晚。第二天清晨，缅甸的护士来上早班，又用极富激情的语气呼唤我们起床。白天的光透过窗户，照亮了病房，直接冲散了夜晚沉重的气氛。早餐是面包，奶酪，还有咖啡。不得不说，医院里的咖啡感觉更好喝，温和又提神。
我简单打理后，靠在床上发呆。斜对面的老头状态明显好了许多。他几乎没法活动，因此吃喝拉撒都需要护士的帮助。我看到护士将被子掀开，把宽大的，本质上就是前后两块布的手术服掀了起来，下面垫好像是一次性纸尿裤的东西，让他能顺利的排泄。结束后，护士利索地清理了现场，走进卫生间将排泄物给清理掉。整个过程极其专业且迅速，看得出来，她们已经做过太多次了。
一方面，我感慨做护士或护工的辛苦，难怪类似岗位在德国需求量巨大。工作收入不高，却又脏又累，同时还要保持巨大的耐心和细心，不是菩萨做不来。另一方面我想到，用机器人取代真人是种糟糕的设想。技术一定会越来会好，在未来，机器人也确实有能力取代真人，但问题在于，这种设想来自于「健康人」，而不来自于「病人」。病人能做的，只能被动的接受，而决定不了对方是暖的还是冷的。相比技术进步，我更相信大部分的有钱有势的，会让真实的人类帮助他，而不是机器。
还有个感慨是，人应该要终身保持锻炼与运动。之前没经历，只觉得运动是个精神泵，能让人精力充沛，充满活力就足够了。现在经历过了伤痛，体会到了它对身体物理方面的重要性。肌肉，筋，骨骼，神经等等，无时无刻的都会因为运动而受益，一旦它们强壮了，即便是年龄大了，身体机能降低，仍能帮助我们抵抗外部的各种风险。我希望在自己老的时候，身体还有能力去支撑我完成必要的动作，而不是全身脆弱，充满各种伤痛。
吃过早餐，医生开始绕着整个病房巡视。如同电视剧中看到的那样，一个稍微年长的医生打头阵，后面各种年轻的医生则跟在后面。进了病房，他们挨个巡诊，我是最后一个被转到的。
看上去十分资深的女医生，先用德语和我解释检查的结果。我担心自己理解有误，所以又请她重新用英文解释了一遍。当然，「请」这个表达背后包含了很多勇气，尤其是看到她身后的年轻医生们拿着纸笔一边听一边记。我也不清楚，像我这种外国人是不是也会作为特殊的案例被他们收录进经验里。总而言之，最后诊断的结果算不上很糟。虽然腰部有压缩性骨折的情况，但万幸骨头没有移位，意味着不需要做手术或安装支架，只需要静养就可以。医生同时还强调，最起码六个星期内，不要做任何运动以及做任何需要腰的活动。
面对网络上纷繁复杂令人焦虑的信息，医生的结论和建议让我释然了。我收拾东西临走前，医生把报告交给了我，还特地的嘱咐说，好好休息，不要去谷歌任何的信息，如果情况恶化了，直接来急诊室就是了。听完，我觉得无比安心。
我走出病房，找到护士长，让她把我的预留针取出来，最后用磕绊的德语，十分用力地感谢她们的照顾和鼓励。等电梯的时候，我撇到有不少老人从病房里被推出来，又听到因痛苦而声嘶力竭的尖锐叫声，依旧在楼道深处回荡。
我走出医院的大门，感觉通过了一道生与死的结界。结界的里侧是伤痛与死亡，外侧则是生机与希望。而细腻的温情和爱是少有能够跨过这道结界的虹光。
